大哥长我十七岁，他十九岁那年订好日子要娶媳妇的，不料母亲突然病逝，家里塌了一半天，女方退礼毁婚，为了寻个出头之日，父亲拜托干爸将他带去长白山做了林场工人，这些是大姐告诉我的，我只知道大哥在东北挣钱，经常三十五十寄钱回来，让村里人很是羡慕。 
    大哥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赶上了六零年的自然灾害，同学们饿得两眼发花，走路要扶着墙根，一不小心栽倒就再也起不来了。有个同学放学了，还趴在桌上没动，老师过去一看，早就没了呼吸，家长来了费好大劲才背回家去，不是他太重了，实在是家长同样腹中空空乏力，整个过程没有围观和争吵，在饥饿已经威胁到生存的时候，好奇和解释都显得多余，多说一句没有意义的话，都是一种巨大体能的浪费。不久，老师也饿跑了，教室被大水泡倒了.直到一九六三年往后，村里才逐渐没有人再被饿死，此时大哥已经成为家里不可缺少的劳动 力了。后来每当吃饭见我面对又黑又硬的地瓜面窝头和高粱饼子发呆的时候，大哥总会很凶地训我一句“没饿着你！”现在想来，应该是当年的饥饿给他造成了一辈子的阴影吧！
    二十来岁也还是个孩子，大哥一个人在东北，应该很想家的。每个月除了固定有张汇款单还会有两三封信寄回家，信的开头总会是“父亲大人，见字如面！您和弟弟妹妹都好吧······”，还有一张照片随信带来，只有那一次，可能拍照不方便吧，是一张二寸黑白照片，大哥的模样和父亲很像，头上一个很大的毛绒绒的狗皮帽子，本来就不大的脸显得更瘦小了，那个帽子一定很暖和吧，戴上它肯定不会冻得耳朵疼了。 
     父亲看完大哥的信，得知他为了全勤奖今年又不回来过年了，全家都很失望，好在已经习惯了他的不在，最失望的要数我了，一直心里盼望戴着大哥的狗皮帽子，去和狗剩比比，他老是在我面前显摆他大爷送他的铁路工人的棉帽子有多暖和。里外都没有毛，靠近嘴巴的地方一层硬硬的鼻涕泛着亮光，怎能与我大哥的狗皮帽子相比呢！ 
    父亲是个利便人，凡事都往前赶，腊月二十七，比较费事的年货大都准备好了。下午我和大姐端着父亲刚刚从猪肉里面剔出来的新鲜骨头，到村后面的水沟里，将冰面擦干净，骨头倒在上面，用锤头反复敲打，骨头两端的韧带，骨腔里的骨髓，连同骨质被砸成了白里透红的肉饼，回家调上淀粉、大料和酱油，等着腊月二十九炸东西的时候，做成油炸骨头丸子，即好吃又补钙，现在很少吃到那样的美味啦！ 
     晚饭后，全家四口去碾点高粱面，再配上粗草粉，就是鸡鸭鹅猪的过年食料了，各家都在忙年，白天碾房人也多，晚上清闲。昏暗的油灯下不知抱着碾棍转了多少圈，我都有些困了，父亲开始筛锣已经碾碎的高粱面，安排大姐二姐回家瞧瞧。虽说那时经常夜不闭户，是因为家家没啥可偷，万一备好的年货没了，过年可真要喝西北风了！ 
    “爹呀，不好啦！有个小偷在拨咱家的大门！”大姐二姐风一般跑回碾房，父亲马上和大姐一人一根碾棍往家赶，嘱咐二姐和我在碾房等着。我的困神早没了踪影，和二姐紧随大姐后面走出碾房，仿佛小偷随时会在身后冒出来似的，感觉还是跟在父亲身边是最安全的。二姐手里拿着空的簸箕，好似防身的盾牌，我抓着一把苕帚，心里想起魏老师讲的故事，八路军武工队长用块红布包着苕帚缴了翻译官的枪，晚上不用包红布就是武器呀！ 
    碾房到家距离不过二百米，虽说胡同很黑，毕竟太熟悉，也习惯了摸黑走路，几分钟后，我们悄无声息来到家门口。那时各家院门连同屋门都是木板的，并不很严密，不用太大力气就能将两扇门中间抬出一道缝，用手指将门闩拨开，几乎每家大门都是这样，其作用也就能挡住乱跑的家畜。父亲弯着腰，轻轻推开虚掩的门往院里移动，他没有直奔堂屋，而是沿着东屋贴着墙根儿来到堂屋门台左侧。门台是高约八十、宽约三十公分的一段小墙，堂屋门口左右各一，外侧刚好可以藏人，还可以清楚看到屋门口以及并不很深的屋内情况，里面确实有人影晃动。父亲轻轻爬到门台上，居高临下，慢慢举起碾棍，准备趁小偷一出门口就当头一棒，突然屋里亮了，小偷竟然划根火柴点上了油灯！ 
    “是大哥！”我的声音，其实我是记不清大哥模样的，但他眼前的灯光将狗皮帽子照得格外清晰，和照片上一模一样！大家赶忙扔掉手里的家伙，刚刚的惊险顿时化作团聚的喜悦。原来大哥林场那里因下雪太大，木材运不出去，临时通知春节全部放假，知道写信太慢，大哥归心似箭，步行三十华里雪路，坐上火车三天两夜到家啦！